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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、理想国品牌创始人刘瑞琳谈出版

     昨天下午,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、理想国品牌创始人刘瑞琳荣获“2015女性传媒大奖·年度女性榜样”。女性传媒大奖于2010年诞生,由联合国妇女署与网易女人频道共同主办,是国内首个以“社会性别平等”为主题的大型奖项。同时获奖的还有袁立、余秀华等人。刘瑞琳的获奖理由如下。
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
     她是著名文化品牌“理想国”的掌舵人,通过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学识,成功建造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“理想国”;她和她的团队被称为“中国所有爱书人的好朋友”。她坚持出版人的操守与文化人情怀,让“理想国”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精神的象征,启蒙并培育了一代有思想有追求的年轻读者。

     到了晚间,一则传闻,让她突然收到很多朋友的关心和问候。她在感谢之余,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条消息,借用苏东坡的《定风波》告诉大家,她与理想国一切如常:

     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放心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     今天分享的是刘瑞琳接受网易女人频道的专访,聊及理想国,聊及做书。愿大家都能在自己喜欢和认可的事情上“任性”,走得更远。

     在做书这件事上,我还是很“任性”的

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“网易女人”专访刘瑞琳



     20年前,一个千方百计打入出版社的哲学系女孩

    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出对书的热爱的?

     刘瑞琳:对书的热爱,我想是每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都会有的吧。当一个人有一些精神追求,不完全满足于单纯的物质生活的时候,我觉得他一定会自己去找一种方法、找一种办法,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读书。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楚了,总是在自己的精神有所觉醒的时候吧。

    从您第一天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,您的理想还是一样的吗?

     刘瑞琳:好像没什么改变。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做出版、做跟书相关的事情,那时候很简单,就想跟书打交道,跟与书有关系的人打交道,所以就想尽办法,进了出版行业。我的理想其实就是要做好书,让读者喜欢的好书,能跟作者有很多很多的交流。我觉得出版这个行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实际上你接触的、你交流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,这些东西给了我特别多的营养。

     从您入行到现在,您觉得出版行业有哪些变化?

      刘瑞琳: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单纯。无论是为理想做书,还是为挣钱做书,做书的时候我们还是首先考虑这本书是不是有价值,还会有一种文化人的关怀,也有些人甘于清贫去做些事情。但现在资本的力量影响很大,要求迅速把这些资源转化成经济效益、转化成商业,看起来大家都很忙碌,结果只把文化忙乎出很多泡沫,这种泡沫有的时候让人真假难辨。感觉现在大家整体上更浮躁了、也更不知所措了,在商业的喧哗声中,一本书本身的价值好像变成了一件不重要的事情。单纯为理想做一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,处境也越来越艰难。

     其实这个时代的文化人,受到的诱惑也越来越多了。

    刘瑞琳:不是一直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吗——可能前些年非常流行——叫"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",我听到这句话特别反感,觉得就是赤裸裸地把文化当成一个挣钱的工具。当然你是可以利用文化,但完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,就太短视太急功近利了。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观念、这个口号,最大的害处是让人误解了什么是“戏”,什么是“台”,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,什么是获取价值的手段。在这种背景下,大家对于文化看起来都非常积极,但实际上制造了很多的泡沫,这对文化其实是一种摧毁。


     创办理想国,“对所有的可能性都不放弃”

      “理想国”这个品牌是如何诞生的?

      刘瑞琳:我们做出版做了很多年,也积累了一些好书、一些好作者,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,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追求,越来越清晰得看清了自己的使命,就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清晰的品牌辨识度。后来跟团队讨论,大家一起想,要做一个新的品牌。做这个品牌其实也有一个考虑,那就是我们觉得,在中国,一个文化企业要想长期生存不是那么容易,尤其是有长期的品牌意识更难。所有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,都是没有长远考虑的。我们既然想做一个长远的东西,更需要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形象。

     当初从原单位离开,没有再去其他的大出版社,而是自己创造了一个“理想国”,是不是您要寻找一个完全您自己说了算的地方,来做这么一件事情?

      刘瑞琳:可以这么说。因为中国出版有特殊生态,这个真的是让人很纠结,我希望有一个独立的空间,避免很多无谓的干扰。做出版当然需要独立的空间了,但这个独立的空间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己去创造、去争取的。如果你不创造争取,不会有人把这个空间准备好,让你去做事情的。当然我也得感谢很多人对我的包容和支持。
 
      这样一个从原有体制冲出,又去创造的过程,是什么感觉?

     刘瑞琳: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胆识,但是我觉得自己会不放弃,会一直努力,对所有的可能性我都不会放弃。

     做“理想国”有什么困难吗?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或者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什么?

     刘瑞琳:其实现在在中国,我觉得文化企业最大的难处是,这是一个价值观念或者游戏规则都很混乱的时代。在这种混乱中,我们有必要经常回到自己的初心,提醒自己,问问自己,我最初是怎么想的?我感觉,出版者——其实所有做文化的都一样——就是在一个废墟上戴着镣铐跳舞,你说它难不难?是会很累,也会很辛苦。

     您想把“理想国”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?

     刘瑞琳:其实对于一个出版机构来说,我觉得它不是为了取悦大众而存在的,而是为了引导大众而存在。这也是我们任性的地方,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。


    “很多人已经放弃了严肃阅读,这太可怕了”

      您之前讲过,去了不同国家后发现,中国人的阅读频率挺低的。

      刘瑞琳: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。我见到的很多欧美人,相比较而言真的比中国人更愿意读书,比例更大,愿意随时随地拿起一本书。当然,近些年来中国也有改变,比如我现在坐飞机的时候,常常会看到很多中国年轻人在读书。其实坐飞机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阅读习惯的。现在在地铁里你已经看不出来大家在看什么了,每个人都是在看手机,有些人可能在读书,有些人是在打游戏,有些人是在看电视剧……在地铁里已经分不清楚他在看什么,很多人都在看网络小说,那不是在真正地阅读,而是一种娱乐了。

     因为有了互联网,有了移动终端,人越来越多地有了随时随地娱乐的机会,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严肃的阅读,大家不再去花时间认真读书了。这个其实是要特别警惕的,因为一个人放弃了严肃的阅读,实际上就放弃了很重要的一种提升、磨砺自己心智的可能性和机会。我觉得审美能力、独立判断和思考的能力,都大程度上来自深度的阅读,不断反刍和反思的阅读。如果人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这些能力放弃掉,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情景。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有这个自觉的意识,但比例还不够大。

     您经常会有这种焦虑吗?那您有没有想过自己能做什么?

      刘瑞琳:当然是很焦虑。我觉得知识分子其实是应该保持对社会的批判精神的,但现在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层面在不断妥协,在不断让步。我会用我做出版人的这个平台,这是一种曲折的表达,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用,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吧。不过即便没有用我们还是会做的。理想的实现都是一个过程,所有理想的实现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你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,哪怕你觉得它没有什么希望,但是你还会去做,还会不断地去做,这个可能就是一种使命。

     其实莫言得到诺奖的时候,社会也都是在关注的,很多媒体也是大篇幅报道。您觉得中国人对文学还有热情吗?
 
     刘瑞琳:大家关注更多的是诺贝尔奖,而不是文学。如果你知道十八、十九世纪,甚至二十世纪人们是怎样对待文学的,你就会发现现在人们好像越来越不在意文学了。相比较来说,我觉得80年代是有对文学的热情的,那时候人们有很多渴望,而能够读到的东西太少。现在情况则相反。


     “不妥协,我拒绝的书比出版的书还多”

      理想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了,也有很多优秀的作者聚集于此。您对自己的作者群是不是会也有要求?

     刘瑞琳:我记得我刚做编辑的时候,我们那个总编辑就说过我,“刘瑞琳会比较挑人”。因为我要去用我和整个团队的心血与能力,尽我们所能,做很多的工作,去推广一个作者的作品,如果我不能认同他,怎么可能去尽心尽力去推广他?有时候也不是说要求,而是缘分。认同是不靠要求,而是靠缘分的。

     这样也会得罪人吗?

      刘瑞琳:有时候是会得罪吧。但是别人也没有权利非要求我做他的东西,这是我的自由。我唯有这点自由,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,做我自己喜欢的书,去跟我认同的这些作者一起面对这个世界,然后一起工作。这是我唯一的一点权利了,我不想放弃。我想很多人其实是理解的,也谈不上得罪,我是这么想的。

     您是在出版上绝不妥协的一个人?

     刘瑞琳:这可以说是我的特点吧。不只是在出版上绝不妥协,在人生上或许也是这样的不妥协。人的生命中一切有价钱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,什么东西最值钱?就是你的生命,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。如果花生命、花时间去做不喜欢的事情,那我觉得是最浪费的、最没有价值的人生。

     您肯定有遇到拒绝别人的情况,您的拒绝是什么风格?

     刘瑞琳:拒绝比接受要多得多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所选择,有所取有所舍的。我在出版社里做得最多的事情恰好不是接受什么,或者去追求什么,而是拒绝什么。我希望我的拒绝是诚恳的,就像我尽心尽力去追求一样。


     “我不年轻了,但还过着哲学上的青春期”

      很多人都觉得“理想国”的掌门人应该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,没想到您这么年轻。

     刘瑞琳:我现在在出版界已经是“很前辈”的了,我已经不年轻了,虽然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过一个哲学上的青春期。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我到现在才在好多事情上开窍,依然对很多事情充满了向往和激情。

     您怎么看待女人与年龄的话题?

     刘瑞琳:其实中国人,尤其是中国女人,生命还算挺短暂的,很小的年龄就把自己给放弃了。我认识一些女孩子,我会常常提醒她们,我说你不要一结婚生孩子就把自己的精神追求放弃掉,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精神追求几乎就等于把自己的人生放弃了。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女性特别警惕的。我已经不在意年龄了,也不在意男人是不是喜欢我了,我在意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,我在意我抽象的人生,没有性别的人生,这个价值会有多大。

     现在这个社会给大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上的便利,可以很轻易地让女性从很繁重的生儿育女的过程中解放出来。但我发现很多人依然是无所事事,这非常浪费生命。我觉得你的生命要绽放,你的生命要进入一种审美的状态中,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被大家忽略了的。

       很多女人到了一定年龄,觉得自己有一个可依靠的男人,还是会去依靠,即便是今天非常职业的、时尚圈子里的女性。一方面是自主意识和个体意识相对来说比较差,另外一方面又很不重视去建立一个健康的、完整的两性关系。我觉得其实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。

      您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成长,主要是在哪些方面?

      刘瑞琳:我觉得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,越来越不在乎年龄了,越来越不在乎外在的东西,也越来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了。我有很多要做的事情,很多急着要完成的事情,这一点让我每一天非常非常的充实。大概就是这种变化。

     能否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自己的人生?

     刘瑞琳:忙碌,充实,还有就是任性吧。我会比较按照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做,去追求,不妥协。做我想做的事情,做我喜欢的事情,任性一点,这样就好。

编辑:果脯网编辑 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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